专访幂方资本白旸：用专业性建立投资壁垒，“自建公司”成趋势
随着国家政策对创新药研发的促进、一二级资本市场的打通、高学历人才的增多，国内创新药驶入“快车道”。在生物医药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专注于医药健康与生命科学领域投资的幂方资本也乘上了“这辆列车”，随即投出了天广实、赞荣医药、凌科药业、亦诺微等创新药研发公司和捍宇医疗、赛诺微、心擎医疗、旌准医疗、嘉检医学及求臻医学等医疗器械和诊断公司。
关于创新药的未来发展和潜在机会，生辉与幂方资本合伙人白旸进行了探讨。
图 | 幂方资本合伙人白旸（来源：受访者提供）
创新药投资：用细分领域专业性建立壁垒
生辉：想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幂方资本和您的主要职业经历。
白旸：幂方资本从 2016 年开始聚焦生物医药领域，是一家专注于医药健康与生命科学领域的专业投资基金。关注创新药、医疗器械、医学诊断、消费医疗、数字医疗及服务等方向。基金主要聚焦于早期及成长期项目，目前已经投了近 40 个项目。基金出资人包括市场化母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家族资金及泰格医药（300437）等上市公司。
我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硕士毕业后，分别在上海 “张江药谷” 的 CRO 公司和制药公司从事创新药物研发工作，后来在美国做了一段时间转化医学方面的研究。在做投资之前，我大约有 10 年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工作经验，所以对创新药领域相对较熟悉。2016 年，我和现在的幂方资本团队一起开始做医药股权投资，到现在将近有 5 年的时间。我在幂方资本目前主要负责创新药的投资。
生辉：幂方资本为什么会选择把高风险的早期创新药作为重要的投资方向？
白旸：在成立幂方资本初期，我们内部对整个生物医药市场进行了分析和研判。这几年，生物医药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策、人才、资本等各方面都越来越专业。如果想要找到比较好的项目，就需要投资机构在细分领域有比较深的理解、背景和资源，这样才能比其他人看的更专业、更深入，获得超额回报。我们投资早期创新药这个方向也是因为看到了其中有比较多的、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具体来说，中国从仿制药逐渐走向创新药，宏观政策方面很鼓励创新，希望中国制药企业能做属于自己的原研药，这其中孕育了很大的市场和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5 年，有很多诸如百济神州、信达生物等优质公司脱颖而出。他们的创新药做的很好，发展速度也很快，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我们国内的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人才逐渐增多，他们拥有很好的学历、很多在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受过良好的训练，给整个领域带来了“工程师红利”，也促进了这个领域的快速发展。
创新药领域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投资机会，不过这其中的投资门槛也很高，因为不但需要投资人具备金融投资方面的判断，更多的是需要对于科学、技术的未来进行判断。早期项目没有太多的临床数据可以给到投资人做参考，所以对投资人的要求比较高。回到我们团队来说，除了我具备生物医药行业的背景之外，团队其他成员也具备相关的医药科技行业背景，如医学、化学、生物等。我们在投资策略上更偏好早期项目，一方面是这个时期进入的门槛和壁垒比较高；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和创业者走得更近一些，参与到项目从立项到研发的整个过程，也能为创业者们提供更持久、更合适的帮助。
生辉：在选择创新药项目时，您主要会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白旸：我们对创新药方向很看好，目前创新药项目和为创新药研发提供服务的项目投资占到我们整个基金投资约 50%。对于早期创新药项目投资，确定性因素并不多。我们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判断：
第一个，是项目团队。一方面，看团队创始人本身积累的经验是否足以让他在这个领域胜出。例如，是否在大型公司主导过创新药的研发，所领导的项目做到了什么阶段。如果经历过一个创新药完整研发周期最好，当然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一定能实现。过去的工作经历和研发经验是否支撑他们现在创业项目的需要。另一方面，看团队成员在整个药物研发环节能否做到互补。让创始人做到每个领域都懂很难，所以需要互补的团队，例如我们投的赞荣医药。这家公司由程子强博士和周鼎博士两个人共同创立，程子强博士是药物研发领域的专家，在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等跨国制药公司都担任过部门负责人和高管，药物研发经历非常丰富。周鼎博士也在跨国药企工作过，他本人是药物化学方面的专家，在透过血脑屏障的小分子药物研发方面很有经验。所以整个团队有技术壁垒，能力上又互补，这是我们比较看好的类型。
第二个，具体所做的项目。创新药领域也分很多细分方向，创业者的立项依据很重要。如果说因为某个靶点很热而选择了这个方向，我们一般不太会考虑这类项目。如果一个项目的立项依据非常完整，与同一赛道的项目有显著差异化，我认为这种项目在未来做成功的机率更大。
生辉：对于创新药的高收益和高风险，幂方资本会通过哪些策略对此进行平衡？
白旸：很多人认为创新药领域的项目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有统计数字显示，全球创新药研发成功的概率不超过 10%，但我认为风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就如我之前所说，我们会在团队背景、技术实力等方面对项目进行判断，风险比较大的项目会被我们排除在外，相对来说，专业投资基金所要承担的风险就小很多。
而 10% 是指全球全新药物研发成功率，但现实中更多的项目并不是完全的“创新”，是有一些成熟的经验和数据可以参考的，所以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会评估每一个项目的风险，选择我们可以承担风险的项目，并且会考虑所选择项目的投资参与度及单个项目投资占基金的比例。
生辉：您认为在创新药领域，国内公司有哪些优势？
白旸：我认为国内相对来说人力资源和临床资源都比较丰富。国内人员的工资可能只是国外的一半，这也是近十年来，很多公司把非核心部门独立出来、部分人力转移的原因。未来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会越来越多，药物研发的各个环节都可以由 CRO 公司来完成。相比较而言，国外大公司从研发到销售等环节行业集中度会更高，国内公司的体量还没有那么大。
目前不论是在临床前阶段还是临床阶段，国内公司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提速。尤其在临床阶段，国内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越来越多，国内病人数量众多，临床开发的成本比美国低。这也连带着国内 CRO/CDMO 公司业绩涨势明显，整个生物制药行业都处于快速发展中。
（来源：Unsplash）
生辉：您觉得国内 CRO/CDMO 公司想要变成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可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白旸：我觉得想要成为一家全球化的 CRO/CDMO 公司就要做到全方位的提升，从业务线到服务区域范围都要进行拓展，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如药明康德这样的上市公司早就开始了全球化的布局，增发募集资金要么海外自建实验室，要么进行收购快速弥补自身不足、扩展服务的半径，这也是想要进入全球前十名的必经之路。从业务层面上说，能给客户提供一体化、一站式服务的公司，客户粘性也就越高，更能充分挖掘客户的潜在价值，成长也就越快。
生辉：您认为国内外 CRO/CDMO 公司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白旸：相比较全球前几名的 CRO/CDMO 公司，国内公司的规模还相对较小，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国内 CRO/CDMO 行业比国外晚起步大约二三十年，所以从体量上来说会有一定差距。但国内 CRO/CDMO 行业的特点是发展速度快，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中国至少会有几家公司排到全球前列。
生辉：您怎么看人工智能在创新药领域的应用？
白旸：近几十年来，创新药领域已经积累了海量数据，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也比以前大大提升，我认为人工智能在创新药领域的应用前景很广。虽然短期内想要看到人工智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有非常大的突破性进展很难，但在一些细分领域对效率的提升还是很有帮助的。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对临床试验数据进行分析、筛选；对海量的化合物进行虚拟筛选等，在短时间内进行大量数据处理，能够节省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这些对于创新药研发来说都很有意义。创新药的研发需要招募病人参与临床试验，如果能够通过人工智能更快更精准的找到病人，让药物更快上市，这其中就创造了很大的价值。
（来源：Unsplash）
“自建公司”与“小股东”模式将长期并存
生辉：您觉得国内外的投资机构在投资方面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白旸：我总结主要的差异是美元基金很多会 “自建公司”，但人民币基金这种情况还很少。美元基金如果发现某个实验室有比较好的研究成果值得做商业转化，他们就会投一笔钱先设立公司，组建执行团队，并深度参与孵化，然后再邀请其他投资机构参与投资，投资人对董事会有绝对的控制权。国内人民币基金更多的是“小股东” 模式，投资机构投钱占少数股权，整个公司还是创业团队来管理运营。
不过最近这几年，行业内也有一些人民币基金在尝试做 “自建公司” 模式。对于看好的领域或方向，他们会自己设立公司，召集合适的人才来做研发，整个投资团队会深度参与到公司运营，也会有管理层进入到公司当中。这个项目如果成功的话，投资回报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模式是新现象，国内这两种模式应该会处于长期并存的状态。
生辉：采用这种 “自建公司” 模式投资，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白旸：选择 “自建公司” 模式，对于这类基金的挑战还是很大的，一方面是可能这类基金本身管理资金规模比较大，但团队人员相对较少，再加上需要对所创立的公司进行深度管理，整个团队的挑战就会更大。而在创业过程中，投资机构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才来做公司的管理和规划是一个未知数。找到了有才干的管理人员，如何有效激励管理团队、防止违约代理及道德风险、以及如何实现与负责具体经营的管理团队共处共赢也是一个挑战。另一方面，投资机构来创立公司，他们的更多精力就需要放在这个初创公司上，而对于其他被投企业的关注可能会减少，如何去平衡管理精力也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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